今天读到宁宇的一篇文章《运营商的“好日子”在哪里？》，宁宇是运营商内部人士（见宁宇在钛媒体的专栏）。作者提出衡量“好日子”的标准：有钱花、有事做、有人爱。以此衡量运营商企业，迫于制度限制、流程要求、考核压力，有钱不能花；监管的行政化与企业的市场化冲突，目标不清，无所适从；对国家贡献利润、对用户做好服务，却换不来多少正向回馈。所以，运营商企业没有“好日子”。
对于运营商人来说，“好日子”的标准：安全感和成就感。以此衡量运营商人，政策与市场的变化，让运营商人寝食难安；成就感过去曾有，现在空有“加班加点”的职业现状。所以，运营商人没有“好日子”。
首先，企业不好过与员工不好过并不一定是强相关的。尤其在运营商这种奇葩企业中，这个结论不完全成立。简单说两个例子，中移动是最赚钱的企业，可是员工能拿到多少呢？某运营商被查出腐败，企业环境“变坏”了，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人员晋升路径的打通，对于员工来说，死水盘活，又见一春。
次之，安全感与成就感并不能完全衡量“好日子”。某些情况下，这两个词是冲突的。比如在华为的生存理念中，始终对活下去感到不安，在不安中奋斗，却有成就感。这算不算好日子呢？
接下来，我继续以中移动为例，分析一下运营商人的“好日子”在何时。
可以简单的把中移动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2G时代，是“黄金十年”，突出特点是有钱花。可是，“好日子”只属于某些人。
从1999年电信重组、中移动成立算起，到2008年3G牌照发放之前，共十年。在2G时代，中移动凭借政策红利与用户需求红利，高速发展。中移动的员工工作轻松、高薪水、体面，既有安全感，又有成就感，过上了“好日子”。
所有中移动员工都过上“好日子”了吗？没有。在这个时期，招聘不够开放，新人进入难；等级观念较强，基层晋升难；合同制与派遣制差异较大，身份不平等；法律观念淡薄同时缺乏规则制约，容易滋生腐败。这十年的“好日子”属于某些人，而且，部分人的“好日子”背后隐藏着噩梦。
3G时代，是“指标五年”，突出特点是有事做。有环境的恶化，也有“好日子”的雏形。
从2009年3G牌照发放到2013年4G牌照发放之前，共五年。之所以称其为“指标五年”，是因为这五年的胜利，指标当给头功。无论上面指标下的多么变态，下面都会以更变态的方式完成。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移动拿到TD烂牌，又不甘心落后于竞争对手，只能用指标来鞭策企业前进，是竞争的需要。另一方面，3G为移动互联网提供了繁荣的基础，OTT企业势如破竹而来，要用整体指标的上升来应对局部业绩的下滑。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移动的招聘面向全国了，尤其是广东移动的“领先100”，打响了品牌，在进入机制上更开放了。内部竞聘虽然多有诟病，但是大面积推广，在晋升机制上有了突破。更重要的，很多员工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认真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为成长或者离开储备能力。
4G时代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说其坏，从前段时间的媒体报道及公众关注可窥见一斑。来看看技术发展和政策环境带给运营商四个方面的压力：
利润方面：三大运营商陆续发布一季度财报。联通、电信凭借网间结算获得十几亿“额外”收入，利润上扬；中移动“被成功调控”，利润如期的大幅下滑。6月1日将要到来的营改增，也将给中移动带来阵痛。
产品方面：在中移动内部被寄以厚望的融合通信，没有得到业界的一致认同。有人认为用明天的牌来对付今天的微信，只是理论美好。明天用户需求会变，明天到来之前竞争对手不会等死。
人事方面：中移动某地市公司3月份离职人数达74人，环比下降30%。流传到网上，引起轰动。
媒体方面：各种唱衰，OTT的跨界，虚拟运营商的竞争等等，“唱衰中移动必火”几乎成为规律。
对于运营商来说，4G时代确实可能不是“好日子”；但对于运营商人来说，“好日子”即将到来。
第一，指标压力减少。4G时代，中移动在压力之下提出“放水养鱼”的考核思路，轻指标，重能力。尤其是在利润下滑的当前，放下利润包袱，是企业与员工的幸事。指标压力减少，发挥能力的空间将增大。
第二，提升机会增多。转型改革时期，最重视人才。电信搞了内部孵化，员工可以内部创业；联通试点营业厅内部承包。类似的举措，中移动必将实行。盘活员工能力，是转型必由之路。
第三，激励机制变革。随着体制机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激励机制必将发生变化。无论是量化薪酬的推广，还是研发人员的变动薪资试点，在稳步推进中将形成巨大的内动力，突破单纯职级工资的束缚。
第四，身份认同提升。新《劳动法》规定，到2015年底，企业派遣制员工的比例要控制在10%以内。这对于中移动的劳务派遣制员工是利好。他们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转为正式员工，获得平等身份；另一种是以外包形式提供服务，获得更多效益。
第五，腐败隐患降低。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将“反腐倡廉”上升到战略层面，未必是坏事。国企有公共职责，有利润诉求，稳中求进是良策。有规则与规范的约束，也是对领导干部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