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再加上我国巨大的市场空间和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及越来越成熟的产业配套，我国吸收利用外商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也在不断拓宽。从外资利用的规模看，201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
利用外资，我们不仅要看到它总量上的急剧增长，更要看到结构上的喜人变化。从外资涉及领域看，不断拓展与优化，从最初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走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重，并不断向服务业领域倾斜。2011年农、林、牧、渔业实际使用外资20.09亿美元，同比增长5.07%，占同期全国总量的1.73%。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21.01亿美元，同比增长5.06%，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4.91%。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52.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54%，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7.62%，首次超过制造业的比重，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及增幅均超过制造业。之后的年份里，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权重不断提升。 2014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99.4亿美元，同比下降12.3%，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33.4%；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45.2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在总量中的比重为53.9%。2015年1-3月，农、林、牧、渔业实际使用外资5亿美元，同比增长14.8%，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1.4%；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12.2亿美元，同比下降3.6%，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32.2%；而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15.9亿美元，同比增长24.1%，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61.9%。从我国FDI这几年变化趋势和特点看，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国利用外资进入名副其实的“服务经济时代”。
我国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外资的“青睐”，服务业利用外资无论是规模、增长速度还是权重，都日益把制造业甩在身后，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首先，从我国的情况看，我们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无论在生活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都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一点，正是中国吸引服务业FDI的最重要的优势，因此，以市场开放引进服务业FDI，是我国服务业FDI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服务业跨境配置成本下降，可交易性增强，使服务业FDI成为一种合意的成本追求型投资行为。随着国际交通时间与通讯成本的急剧下降，全球高效交通网络与通讯系统的建立，大量以人员流动与信息沟通为特征的现代化服务业能够以极低成本在全球配置。同时，信息交换成本的下降，使服务业不再需要在本地生产与本地消费，而可以在一个成本最低的地点生产，而在全球进行消费。这种服务业的“可交易性革命”，使服务业生产能够集中于一个成本最低的地点，尤其是高素质人力资本最低的地点。这导致了服务生产的全球配置，而中国的巨大人口规模、新型城镇化引起人口密度不断强化、人力资本素质提升和人均收入快速增长、庞大的制造业及其转型升级的需求、产业政策激励服务业发展的导向，正好契合了服务业FDI的大规模发生且流向中国的强烈意愿。
服务业利用外资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扩大服务贸易、推动服务创新、引进新的商业模式、催生新型服务业态、激发新兴服务消费、提升服务业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是利用外资并没有带来服务业领域显著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境外资金流入我国，主要意愿是市场拓展和套利，很难在资金流动时也转让其关键技术和先进服务模式。二是结构不尽合理。2014年服务业利用外资房地产行业比重偏大，其占比达到43.49%，而其他服务业领域的外商投资占比则相对较小，特别是高技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很低。外资利用产业结构的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偏差，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快速提高并没有改变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这“两大短板”。
从外资利用的国别（地区）来源来看，我国吸收利用的外资主要集中在日本和香港、台湾等亚洲国家及地区，来自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外资比例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毕竟服务业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主要发源于欧美发达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