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新常态确立之年，在这一年中，中国经济出现了的三个积极变化：
一是，就经济实际增速而言，2014年7.4%的增速是本世纪以来实际增速首次略低于年初预定目标，表明实际经济和潜在增长之间的缺口正在逐渐缩小。二是，就经济结构而言，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连续两年超过第二产业，并且超出幅度由上年的0.1%扩大到0.6%，表明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进一步提高，2010年至2014年间，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创造的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112万人、131万人、164万人、170万人和179万人。
中国经济在发生三个积极变化的同时，当前经济运行中也仍存两个堪忧之处：
一是去年四季度GDP增速与三季度持平于7.3%，但是GDP环比增速的下降幅度还在扩大。去年四季度GDP环比增速为1.5%，对应的环比着年率为6.1%，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二是，伴随经济增速的调整，实体企业盈利能力尚未恢复，诸如债务、金融等潜在风险防范压力在增加，即“水落石出”问题不容忽视。例如，2014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8.0%，降幅较上月扩大3.8%，创下了历史最大跌幅。与之对应，2014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升至1.29%，年内四个季度不良贷款率的提升幅度依次为0.04%、0.04%、0.08%和0.13%。
针对经济运行中的堪优之处，在今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李克强总理也曾向与会者坦言“不可否认，2015年，中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而26日，在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他更是指出“今年工作千头万绪，发展还是第一要务，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少，任务相当艰巨”。
2015年既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又是“十三五”的规划年，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与经济增速相比，经济效益的提升就更加重要（参见《金台观察:从“新常态”到“中国梦”的经济路径》），其关键内容就是实现发展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
然而笔者观察当前有关结构调整的讨论，很多焦点都集中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该如何施展；相应在政策建议方面，也更多地是关注货币政策应该松还是紧，财政政策应该是积极还是谨慎。
众所周知，一个经济体的结构调整路径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整体而言，无外乎被动适应和主动作为两类。其中，被动适应最极端的方式就是通过危机的形式，完成“伤筋动骨”的调整，可是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对此种社会承受压力最大的方式肯定是要尽量避免的。因此，就有了凯恩斯主义、逆周期调控等等一些宏观调控的作法，也就有了“在聚会渐入佳境时收走大酒杯”、“泡沫无法避免，重要的是如何应对”等流行的说法。
然而用辩证法来分析，每次危机的出现，一定也是难得的机遇期。具体到当前我们面临的结构性调整任务而言，就是能否做到主动作为，而非一味被动应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上指出的，“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
当前结构调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立新的增长点，这既不是财政一家之事，也更不是货币能独立完成的，需要的是产业政策。如果产业政策不清晰，那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而言，就会出现无的放矢的局面；只有产业政策清晰了，财政政策才能在分配领域发挥有效的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货币政策也才能在流通领域有所侧重。然而有关产业政策的讨论，显然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视野。
在一般规律的角度，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始终是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面对不断升级、多元化的人类需求，如何通过产业政策找到适宜的新增长点才是保证发展不断高级化的必经之路。然而，相应产品功能是否与人们需求匹配、产品需要何种材料实现从实验室到工厂、产业实现规模效应对于区域布局和环境的要求等等方面的确立都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只有确立了这些，经济学界才能进入真正的角色，给出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方略。这就是有关经济运行最为经典的关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论述的真实本意所在。
令人欣慰的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让人耳目一新，有关产业政策的篇幅更是史无前例的。当然，这些顶层设计还需要实践的检验，而在这一检验过程中，就需要“两只手”的配合，让传统产业加快升级、新兴生产力加快成长，实现新常态下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使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作者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