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根尼·莫罗佐夫，一个相对陌生而又难记的名字。
他是白俄罗斯人，但居住在美国波士顿；他关注互联网科技，但常以批评者的姿态审视硅谷；可怕的是他年仅而立，但总能用滔滔雄辩挑战科技大牛，而后者是一拨能让互联网业界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的思想家，像“互联网预言帝”凯文·凯利、“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克莱·舍基、“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知识产权思想家”劳伦斯·莱斯格、“数字经济之父”唐·泰普斯科特、“硅谷创业教父”保罗·格雷厄姆、“Web 2.0 之父”蒂姆·奥莱利……
就在去年（2013），莫罗佐夫曾对奥莱利提出了质疑。当人们习惯认定奥莱利是“硅谷的意见领袖”、“趋势布道者”以及包括“开源”、“Web2.0”、“作为平台的政府”、“参与架构”等众多科技热词的缔造者，但这时，莫罗佐夫就提醒人们注意，这些概念真能救人民于水火吗？盲目膜拜创新与高效真的所向披靡吗？以及光鲜亮丽的词语安慰着我们，但是他真的能够拯救一切吗？在他看来，奥莱利更像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商业包装靠兜售观念发财的“弥母骗术师” （“弥母”一词最早出自英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著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其含义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而非“硅谷天才”。随后，这篇题为《奥莱利的“词媒体”帝国》（The Meme Hustler: Tim O’Reilly’s Crazy Talk）的批评文章发表在了在《异见者》（The Baffler）杂志上。
而更早之前，同样的细究、质疑落在了一度神一般存在的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身上。对于这位在全球享誉盛名的企业和科技界天才，莫罗佐夫毫不客气，却极度克制理性地分析了乔布斯的思想源流。他指出，乔布斯之所以是乔布斯，关键在于两大观念支撑：一是德国的包豪斯，二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也就是说，产品本身纯粹的至善至美成为了乔布斯追求的目标，而且是唯一的目标，至于封闭体系、权力控制、冷酷偏执、暴躁傲慢、一意孤行等则在所不惜。虽然这篇《iGod》的文章只有三四万字，但就角度、力度和高度来看，甚至优于沃尔特·艾萨克森版的《史蒂夫·乔布斯传》。有评论就说：“我本期待艾萨克森会写出这样的乔布斯传，却由莫罗佐夫在此写出来了。”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莫罗佐夫爱挑流行观念和热门事物的刺，擅长从人文、社会的角度去讨论科技对现今世界的影响，往往不按常理出牌，以毒辣的眼光和锐利的笔锋去审视互联网科技领域。这样做的结果，正如赛博朋克的定义者、《差分机》的作者布鲁斯·斯特林所讲，“他的新书就像砂纸，用来打磨那些‘互联网权威人士’的作品”。当然，还可以加一句，他把大众偶像拉下神坛的同时，通过自己一部部深刻的作品、一次次理性的发声，使得自己成了这个时代最新锐的科技批判者与数字思想者。
此外，莫罗佐夫还是《新共和》的杂志编辑，《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Slate》等媒体的特邀专栏作家。作为一系列精英文化媒体的座上宾，莫罗佐夫时常就人们关心的科技话题提供真知灼见、指引清晰方向，况且文笔了得、可读性极佳。就拿《金融时报》来说，近一两年他发表的文章就有：《个人数据也成资产？》、《斯诺登揭示出资本主义新隐忧》、《“分享经济”损害劳动者权利》、《隐私比科技革命更重要》、《谷歌“为善主义”的界限》……
然而，正所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莫罗佐夫在横眉冷对、批判一切同时，什么又是他的方法论或那种被称为“理论假说”的东西呢？而截至目前，最能集中反映他思想的是两本著作，一本是《网络错觉：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还有就是最新出版的《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不过后者的译名或许会有些许误差，它的英文标题是“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Utopianism”，直译过来的意思是，“拯救一切，点击此处：技术乌托邦的愚蠢”。他的意图很简单，就是为了抨击那些技术中心主义，出了问题，以为就能一键搞定的思维方式。
这个打击的“靶心”其实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本书《网络错觉》里，莫罗佐夫就批评了希拉里·克林顿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的“网络乌托邦主义”，对仅靠“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就能解决世界上的外交问题这个想法泼了一盆冷水，认为系自以为是、自欺欺人。到了《技术至死》，莫罗佐夫将视野从政治外交转向了互联网的某种思想（潮），或者，是那种自信用一些技术或程序就能够让问题迎刃而解的方案。
在这本新书中，莫罗佐夫就将它们分为两种，一种他称之为“解决方案主义”，一种则是“互联网中心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它们都支持硅谷宏大的改良实验（为其创新提供了理论土壤），也都一度借由畅销的商业书籍传递着貌似主流、大势所趋的商业见地。但莫罗佐夫要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当心，可千万别被美丽的表象和动听的修辞给蒙骗了！
莫罗佐夫选的这个主题切合时宜、需要赞扬。正当“互联网思维”泛滥、什么都可以“互联网+”（这个“+”代表互联网可以融合所有产业，如教育、金融、物流、娱乐等），而且大数据、云计算、可穿戴设备、3D打印、网真技术等在媒体版面随处可见，人们不禁乐观憧憬，信息科技将创造美好未来。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吗？莫罗佐夫首先就拿奇点大学执行主席彼得·戴曼迪斯和斯蒂芬·科特勒合著的《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一书开刀。该书的两位作者有力地阐述了人工智能、机器人、无限计算能力、宽带网络、数字制造、纳米材料、合成生物等指数型增长的科学技术，指出这些技术将使人类在未来20年内获得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将要远远大于以往200年所取得的。总之，人类所有问题都能在2035年之前得到解决，富足时代已经触手可及了。
于是莫罗佐夫指出：这些所谓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者”在解决“问题”时对问题的曲解到了匪夷所思的成都，于是乎，等到问题“解决”的时候，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回事。每个人都忙着庆祝胜利，却没人想得起来最初的解决方案想要实现什么目标。还有，这些人对待技术过于自信，盲目却不自觉，反而还亢奋地带领一帮不明真相的人集体狂欢。“看起来，解决方案主义者似乎从没脚踏实地地生活过，他们所知的一切都来自书本，而且，这些书还不是小说，而是冰箱、吸尘器和洗衣机的说明书。”莫罗佐夫不无讽刺地写道。
在“解决方案主义”之外，便是“互联网中心主义”。根据莫罗佐夫的分析，它源自“解决方案主义”的扩张，是被催生出来的新信仰，它的（意见）领袖们坚信人们正经历着无与伦比的革命时期，从前的真理不再适用，一切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修补与改良的需求空前高涨。简单讲，“互联网”为解决方案主义者输送了充足的弹药，升级了他们的对低效率、不确定性和无序性发起的战争，并为此给出了新的理由。
还是以一大批科技书籍为例。在莫罗佐夫看来，像纽约市立大学新闻学教授杰夫·贾维斯的《Google将带来什么？》、《极客古登堡》，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共同创始人的乔纳森·齐特林的《互联网的未来》，互联网专家戴维·温伯格的《新数字秩序的革命》、《线车宣言》等就是典型的“互联网中心主义者”——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在于，用“互联网”去解释一切，而忽略了其本身有待反思和批判。这就好比，在手拿锤子的人眼里，一切都像是钉子。当然，该份名单不止眼前这几本，它还包括前面提到的一些科技思想家的代表作品，例如克莱·舍基的《人人时代》、劳伦斯·莱斯格的《代码》、唐·泰普斯科特的《维基经济学》等。
莫罗佐夫的水平就在于，他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又善于旁征博引、理性思辨。他总能在论证某个观点对错的过程中，提到你未曾想到的人、引用你未从读过的书、提取你来不及消化的海量信息源，来加强他的观点力度。如果说，他只是对那些将互联网视为“救世良方”的作者及其作品展开批驳，那就狭隘了；在《技术至死》中，他同样对和他貌似身在同个阵营，对互联网与技术持审慎态度和警惕意识的人给予批判，像安德鲁·基恩的《网民的狂欢》与《数字眩晕》、尼古拉斯·卡尔的《浅薄》、吴修铭的《总开关》等。也就是说，莫罗佐夫来了一次批判之批判、否定之否定。这既是立场，也得是修为。
就在2009年的七月，莫罗佐夫应邀在TED大会上作了一次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互联网是奥威尔的噩梦吗？》。他通过列举各个独裁政府利用互联网镇压不同意见的惊人事例，以此来抨击他所谓的“iPod自由主义”——科技创新总是会带来自由与民主的天真想法。这便是莫罗佐夫，一如既往地喜欢跟人云亦云、不假思索且又普遍流行的错误观念作坚决地斗争。用他的话来说，因为他来自东欧、脾气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