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3月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接受该报记者专访时，发表了几个观点——“中国高考的矛盾不是在考试本身，是在整个社会给高考造成的压力。现在中国大学毛录取率只有40%，但是却没有引导好另外60%人员的分流，所有的学生还是涌向高考这条道路。”“这次高考改革的具体方法，也没有深入调查，不符合中国实际。比如说外语考两次，这样让学生压力更大。”对于这些观点，我们应如何看待？对浙沪高考改革乃至整个高考改革，到底该持有怎样的看法？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什么样的舆论环境？
别急着给高考改革定性
对于任何高考改革方案，不能只看它是否毫无瑕疵，而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其有没有进步意义。
浏览新闻，笔者发现网上有不少葛剑雄委员关于高考改革的批评意见，一开始颇觉过瘾，因为近年来关于高考改革的议论很多，还没有看到像葛委员这般尖锐、坦诚的意见。但冷静下来再三思索，发现他的有些观点乍一看似乎有道理，实则还是情绪化的议论。
对于任何高考改革方案，不能只看它是否毫无瑕疵，而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其有没有进步意义。如果有积极意义，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包容，这是谈论问题的基本起点。否则，高考必然陷入一场困境。
众所周知，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制度是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在经历“文革”期间的混乱后，1977年恢复至今已连续实施38年，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执行时间最久的高校招生录取制度。30多年来，高考制度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不断改革，未曾间断。比如，1983年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改革，增加生物科目；1985年开始引进标准化考试，并进行减少科目改革；1997年实行招生并轨改革；2003年开始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点改革；2014年全国和各省市又推出了各自的整体改革方案。尽管不能说每次改革方案都完全科学合理，但改革的大方向与教育发展的方向保持了一致。
考试的功能是工具性的。高考的功能主要有二：一是检验中小学教育的成果；二是为高校选拔适合教育的新生。就检验和选拔这两项功能而言，都与教育不可分。换句话说，就是高考应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同向而行。时至今日，我国社会文明进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不但九年义务教育得到普及，部分省市还普及了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高考录取率达到7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7.5%。
可以说，我国已经由教育饥渴型社会成功地进入了教育发达型社会，不仅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而且要建设世界教育强国。何以强大？教育的个性化、多样化是必由之路，学校的特色化、优质化是当务之急。以往一直以知识考核为核心、以统一要求为标准、以国家考试为手段的高考，显然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由此可以看出，高考的矛盾既在考试之外，又在考试本身。考试方法中设计的一年多考，并非要求学生一定参加多次考试，而是给予考生自主选择的权利。选考科目的设计既便于考生发挥优势和特长，又有利于高校选拔符合要求的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浙沪的高考改革既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要求，又体现了教育发展的呼唤。
坦率地说，目前的高考改革远非完美，改革方案还需要审慎实施，需要根据中小学和高校教育教学发展的要求，高度关切公众心声，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优化。但是，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夜间或短期内成功，因此，不因噎废食，不过早地给教育改革定性，宽容地看待改革，给改革一定的时间，才是当下最需要的态度。（别敦荣 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不妨听听不同声音
任何一项教育改革都需要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认真倾听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两会前夕，葛剑雄委员对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观点可谓犀利。他对高考改革方案提出的不同看法，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一些具体的意见建议也有待商榷，但教育改革需要这样的谏言者，推动教育改革需要倾听不同的声音。
教育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项改革方案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不会一帆风顺，对此在思想上要有足够认识，在心理上要有充分准备。眼下，我们经常能听到社会各界对于教育改革的不同声音，有时可能觉得不大顺耳。但仔细想想，任何一种严谨而负责任的声音，本身就是一股推动改革的力量，教育改革真的需要这样的声音。在当今时代，推动任何一项教育改革，都需要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认真倾听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改革的要求。
就高考改革本身而言，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虽然历经数载，经过认真调研、反复论证，并听取了社会各方面意见，但高考改革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改革方案仍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寄希望于出台一个高考改革方案，就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本身并不切合实际。从这一角度来看，多听听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不同声音，吸纳有价值的建议，对于进一步深化高考改革大有裨益。
新一轮高考改革之所以选择上海、浙江两地进行试点，实际上也是充分考虑到了高考改革的这种复杂性，希望通过试点先行，在探索中发现问题，积累经验，逐步推开，这是一种科学而审慎的做法。既然当前的高考改革仍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因而尽可能多地去发现问题、尽可能有效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做到未雨绸缪，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除了葛剑雄委员，目前很多教育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对如何更好地推进高考改革，都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建议，对上海、浙江两地在试点探索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预判，并表达出一定程度的忧虑，这些声音同样需要认真倾听。
当然，对于高考改革的不同声音，需要认真加以分析、鉴别。从总体上看，在目前的诸多意见、建议中，有的涉及高考改革的大方向问题，有的涉及改革的操作层面。应当承认，虽然有的改革举措初衷是好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还可能诱发一些新的问题，对此确需引起重视。去年，新华网以“官二代去贫困县读书与农村孩子争高招扶贫政策”为题，对实施高校招生倾斜政策中出现的“政策效应有所弱化”问题进行了报道，这一问题的提出其实对深化高考改革过程中，如何真正使这一倾斜政策让更多农村学生受益，使高考改革方案中“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的改革举措真正落地，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势必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在坚定改革信心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相应的规则和方案，以保证改革真正取得实效。
从这个意义上讲，多些不同声音，也就多些改革智慧。（汪明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舆论环境更理性改革才能走得远
两会前夕，葛剑雄委员的言论再次“引燃”网络。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高考改革方案尚处在“探路期”，就遭到如此坚决的否定，这似乎与以往的历次改革一样遭受了“不公平待遇”，背后的东西引人深思。
当前，中国教育生态流行一种舆论惯性，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举一动总会引来无数批评。要知道，有些教育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的解释框架和驾驭范畴，表面上看是一个教育话题，却深陷于当前复杂的社会结构深处。如果不考虑社会历史的深刻背景和外部因素，简单指责教育，显然有失公允。
面对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应该看到改革的胆识和诚意，尤其是对教育公平的积极承诺。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同时在考试细节设计上竭力靠近教育公平。对一些科目实行一年多考，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学生因发挥失常所要承受的风险指数。如果我们把发挥失常视为一个风险因素，那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在防御风险的能力上是不对等的。正如许多研究所发现的，城市学生在抵抗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上明显优于农村学生。此外，一旦出现考试闪失，城市学生在社会接纳上面临的风险更低。
目前，高考陷入不改革遭受诟病，改革同样备受非议。如果不顾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以及高考问题的复杂性而一味指责高考改革，那决策者只会为了“求稳”而裹足不前，其结果伤及的依然这个民族的教育，以及由此“引燃”其他社会问题。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这次高考改革的一些进步，那就应该为多少年来这次难得的“高考探路”多一些理解与宽容。
其实，按照传播规律，高考改革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教育舆论生态。高考改革的成败不单单取决于决策者，还取决于媒体、学者和公众共同浇筑的舆论环境。高考太重要了，一举一动都会撩动整个社会神经，这一路上没有“独行侠”。舆论环境更积极了，改革才能顺势而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媒体就是舆论流通的纸币。按照同样的逻辑，学者就是掌握纸币价值和流通方向的智者。因此，媒体与学者是舆论生产及其深层议程设置的中坚力量。只有对舆论注入理性，注入建设性，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舆论的运作方向。无论是媒体的监控环境，还是学者的建言与批评，都不能忽略舆论生态中的社会责任意识。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如果我们对既定的人才培养思路和模式还有更高期待，如果我们看到了新一轮高考改革的些许进步，就一定要在舆论上给予改革足够的支持，为已然跨入改革深水区的高考探路者注入信心。（刘涛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